酌情据法?以平其事
酌情据法?以平其事
宋代刑案中的情法之辩
情法两平，是古人治狱追求的理想，意在实现情理与法理的允协、平衡。但在实践中，由于案件的复杂多样，以及情理与法律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，使得情法两平甚为不易。即便如此，古人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。宋代是中国古代司法理论和实践快速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。据宋代法学家郑克撰写的《折狱龟鉴》记载，宋人陈奉古任贝州通判时，处理的狱卒拒母取盗案，就显示了古人在处理情法悖论中的司法理性与智慧。
狱卒拒母取盗案的案情并不复杂，说是有一人因盗窃被逮捕，当值的狱卒欲将盗窃之人带走时，其母救子心切，竟然上前抢夺，阻止狱卒带走其子，负责的狱卒坚拒不与，争斗中盗犯之母倒地，次日身亡。因构成命案，狱卒被交付主管官员审理，初审被定为死罪，处“弃市”之刑。这个案件到了陈奉古那里后，他对初审结论提出异议：依照宋朝法律，对负责缉捕、监守盗囚者有关于逃失罪的法律规定，即看守者有依法监管的义务，否则可能构成逃失罪。该案中有人要抢夺盗犯，尽管这人是盗犯之母，其情可悯，仍系违法行为，狱卒等监管者依法有权拒斥，因为使用强力拒斥而致人死亡，却按照斗殴杀人论，则看守的人不能有效管制盗犯，法律秩序面临威胁。
在此有必要说明何为“斗杀”。唐代以降，随着律学的发展及法典体系的完善，出现了“六杀”的罪名，根据主观恶性由重至轻，分别为谋杀、故杀、斗杀、戏杀、误杀等，宋代将谋杀、故杀、斗杀、劫杀列为“四杀”，其中“斗杀”，是指犯罪者原本没有杀心，但在斗殴过程中过于激愤将人杀死的行为。其中“斗”，更侧重于言语之争，即“两讼成趣”，由口舌之争引发身体殴斗，进而造成被害人死亡。在《宋刑统》之“捕亡律”中，有“若罪人已被拘执及元无拒捍之心而杀或折伤之，各依斗讼律以斗杀伤论”的规定，其律意主要在防止胥吏、狱卒肆意滥权，侵害已被拘禁犯人的人身权利。在前案中，盗犯之母与看守狱卒应有口舌之争，一方要抢夺，另一方坚决拒斥，故发生身体冲撞，进而引发其母死亡的后果。客观上，他们双方不是典型的殴斗，但形式上符合“斗”的特征，因而“以斗论”，处以弃市。
显然，陈奉古对初审的判决并不认同，在他看来，自古以来定罪量刑，先正名分，再推究人情事理。该案中欲抢夺的，是被抓获的盗犯，虽然系其母亲，但不能随意夺取，令罪犯逃亡。对此非法行为，坚决予以拒绝，是看守盗犯的狱卒的职责，狱卒虽为小吏，但不能随便侵夺。盗犯之母出于人情而争夺，狱卒出于法律职责而捍卫，一夺一捍之间，形式上看似斗争，而实质上并非“斗”。如果将狱卒之捍卫拒斥行为论为“斗”，不仅是不正名分，而且也不合情理。不止于此，《唐律》中即有“失囚罪”，主管看守囚犯之人，如果因失察而导致囚犯逃走，减囚犯罪二等处罚；如果囚犯逃亡时以暴力阻止狱卒，无法制服的，则可以再减二等处罚，总之看守之典狱、狱卒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并限一百日内追捕。《宋刑统》中也有“失囚罪”，规定“诸主守不觉失囚者减囚罪二等”，意即典狱或狱卒，都有严密看守囚犯的法定职责。由此，陈奉古认为，对坚守职责的狱卒定罪，是在伤害一个无辜之人，该案是因非法抢夺囚犯而引发的事端，法律对盗犯之母的“抢夺”行为应予以否定评价；狱卒因行使职责而致人殒命，并非故意，即便有罪责，也应减轻处罚。以此理由上报朝廷，批复下来，肯定了陈奉古的意见，对狱卒处以杖刑。此案处理结果符合朴素的正义观，人们纷纷称赞佩服陈奉古。
对于刑案中的情与法，宋代沈括在其撰写的《梦溪笔谈》中也有过探讨，他以寿州命案为例，作出分析。时有人杀害妻之父母兄弟数人，州的主管官吏将之论为十恶大罪的“不道”，连妻子都被牵累判刑。负责检定法律适用的刑曹参军提出不同意见：殴打妻之父母，即构成“义绝”，更何况是谋杀呢？既然“义绝”，不复有夫妻情分，不应当再判他妻子的罪。对此�